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任鸣 2007-11-18 12:35
现在才把任鸣导演的信息上传
因为最近都没时间来上网
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客人
感谢曹禺老先生让潜江弘扬于中国
感谢《雷雨》
感谢第八届中国艺术节让我们学校有如此好运
让著名导演能有机会来潜江
听了他的讲座让我感触很深 我也惊叹于北京人的活力
任导太高了,有1米91
我们的院长当司仪
由于自己座位离的太远 无法照清楚他的样貌,真的很抱歉
任鸣情况
姓名:任鸣
出生年月:1960年2月
毕业学校:中央戏剧学院
学位:文学艺术学士
目前所在单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现任职务/职称:副院长 国家一级导演
获得的主要荣誉:
1996年,
当选第二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
获文化部“五个一工程奖”
获中宣部“文华奖”
获中国剧协“金狮奖”
最崇拜的一个人:毛泽东
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愚公移山
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为人民服务
记忆最深刻的一件:1982年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从此开始了我的戏剧艺术生涯。考入中戏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分水岭,从此我站起来了。
任鸣 我的三大幸运
我算是与戏剧有缘,5岁在幼儿园里演过小话剧,至今那演戏的情景历历在目。小学、中学我都是文艺活跃分子,喜欢表演小节目。兴趣是人生最好的引导者。真太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不但给了我生命,更给了我生命中真正的东西——自由。他们无私无限无条件地理解、支持、帮助我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让我凭着自然天性去自由发挥,成长;为我创造一切条件去追求我心目中神圣的艺术。可以说没有父母的爱护、支持,我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有这样的父母,是我人生的第一大幸运。
我的第二大幸运是1982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能进入中国最著名的戏剧学院学习,接受导演系5年的严格训练,发奋苦读,为我今后的戏剧人生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中央戏剧学院造就了我,为我一生打下了艺术的基础。考入中戏是我艺术生涯的开始。
我的第三大幸运,是毕业后能分配到北京人艺做一名导演。人艺是我心目中最神圣的艺术殿堂,是中国戏剧的高峰。我为自己能成为人艺的导演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艺术上我是人艺的儿子,我的人生理解和艺术追求也都献给了人艺的戏剧平台。生命价值溶入戏剧之中,艺术平台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终于干上了自己最喜欢干的事了。
我很幸运,人生有此三大幸运,今生足矣!
任鸣:人艺风格的守望者
今年44年的任鸣,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导演,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其导演的作品主要有:《阮玲玉》、《北京大爷》、《古玩》、《情痴》、《等待戈多》、《官兵拿贼》、《回归》、《日出》等。
任鸣最喜欢的事是做戏剧导戏。
任鸣最大的愿望是导出更好的戏来。
任鸣最神圣的责任是守望好人艺风格。
母亲一直坚信任鸣是块做演员的料,因为任鸣自小便显露出丰富的想象力,那些童年的游戏无形中开发了他的潜能;任鸣坚定理想“一生不回头”,用3年半的时间考上中戏导演系,正式开始了他对戏剧的执着追求。
任鸣的童年有着与众不同的玩具,那就是在垫板上大做文章。铁皮垫板本来是垫在纸下练习写字用的,任鸣却偏偏要把学习用的垫板剪成一个个小铁片,在上面写上古代人物的名字,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曹操、孙权或花木兰、穆桂英。任鸣喜欢让这些小铁片散落在床头桌上,让这些铁片上的人物拉开架势,相互厮杀。任鸣对扣子也存有癖好。他从小就痴迷于把大大小小各式各色的扣子分成敌我双方,摆兵布阵,借助想象力在自己摆的战场上厮杀一番,而且竟然每天都沉迷于扣子的世界中乐此不疲。这种惟我独有的玩扣子的习惯一直保持了十多年,别看他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是只要看见各种扣子,他仍然会眼前一亮,对扣子仍存有特别的感情。这些童年的玩具锻炼、开发了他的形象思维和想象力,为他日后从事导演工作打下了基础。
任鸣七八岁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初起,他因此随母亲下到了辽宁的盘锦干校。那时,干校的宣传队每天都排练如群口词、快板书等小节目,任鸣总是爱去看,还经常模仿着去表演,深得宣传队队长的喜爱。宣传队队长对任鸣的母亲说:“别看这孩子小,身上有演喜剧的才能,将来肯定会有发展。”小任鸣听了这些话,备受鼓舞。多少年后,当他在北京人艺平生第一次独立导演话剧《回归》时,依旧难忘那位宣传队队长当年对他的肯定。他还让母亲特意请他来人艺看戏,以示不忘掘井识才的点滴之恩。
任鸣是中戏82级的学生。说起进中戏,还真有一段故事。高中毕业后,任鸣考中戏考了3年半,也就是说,为了考中戏,他在家待业3年半。这期间,他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看资料,自学,往往是一个馒头、一瓶水就过一天。任鸣说,他觉得那是他理想最坚定,心里最纯洁、最纯粹的一段时光,那时他心中只有戏剧,别的什么都不想。直到现在,他还经常问自己:是不是还和过去一样,为了艺术,可以放弃一切?
待业的滋味可想而知,可是他就是想搞戏剧这一行,搞不成戏剧绝不罢休。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言志一口气,万难死不休。今生誓出口,一生不回头。”原来他写的是“十年不回头”,父亲看了以后问他:“要是你十年还考不上怎么办?”他就把它改成了“一生不回头”。后来考中戏时,光小品任鸣就准备了30个。在任鸣心中,自己这辈子肯定不会干别的,只要让他排戏,别的什么都可以放弃,哪怕是给业余演员排小品,他也不觉得亏。
上了中戏,任鸣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只有30块钱,每天的生活很简单,也很单纯——图书馆、排练厅、饭堂、宿舍四点一线。他很少到外面吃饭,穿着也很朴素,骑的自行车甚至还是中学时的那辆。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电视剧,更别说出去打工挣钱了。学校里人很少,外界也没有那么多的诱惑,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记得在排毕业作业时,任鸣曾经两周没出学校的门,后来走出校门时,觉得外面的世界都变得陌生了。
如今的任鸣认为自己这辈子有两个特别幸运的地方:首先就是能幸运地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中戏的博士生导师、他的启蒙老师白轼本对他的精心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而第二个就是能幸运地分到人艺当导演,人艺的领导于是之、林兆华、刘锦云等都为他进入人艺而努力过。
中戏导演系一毕业,幸运的任鸣就有机缘进入到北京人艺做导演,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刚当导演时的尴尬和诚惶诚恐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是艺术大师们的鼓励培养了他的自信,是家人的支持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
中戏导演系毕业后,任鸣顺利地进入北京人艺,那一年他27岁。
来到人艺一星期,任鸣就到《太平湖》剧组做起了副导演。当时的他,一进排练厅,看到有那么多自己曾在舞台上见过的艺术家,一下子就傻了。坐在导演席上,与其说是做助理导演,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根本就进入不了副导演的角色。那些大艺术家的艺龄比他的年龄还大,他诚惶诚恐,觉得让自己给人家导戏,简直是开玩笑。于是之老师老逗着他说话,排完戏后经常问:“任鸣,你看,哪一点排得不好啊,你是怎么想的?”任鸣也不太敢说。
人艺的导演席上有个小铃儿,只要一打这个小铃儿,就意味着开始排戏,停下来也是打这个铃儿。任鸣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戏开始了,他去桌上拿杯子,结果胳膊蹭上了那个铃儿,“嘣”的一声就响起来了,这就等于导演叫停,要说戏,于是所有演员都立即停下来看着他。他傻了,一时间觉得无地自容,恨不能钻到地缝里去,舌头也不好使了,结巴着说:“我,我没有叫停。”演员们都笑了,也没说什么,接着演。但这件事对任鸣刺激特别大。
任鸣始终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在进入北京人艺后,能有机会同于是之、英若诚、朱旭、林连昆这样的大家一起共事,向他们学习。在一次新戏公演后的酒会上,于是之还曾端着酒杯对任鸣兴奋地说:“来,我和未来干一杯!”当时的任鸣受宠若惊,差点没吓着,但内心也油然生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未来”,这沉甸甸的两个字,对任鸣来说,既是希望也是一种重托,意蕴无穷。
在艺术上对任鸣影响最大的是现在活跃在京城话剧舞台上的林兆华。尽管任鸣与林兆华排戏风格不同,林兆华更多地倾向于前卫,任鸣则是现代与传统相结合。但是任鸣告诉记者,他与林兆华合作的次数最多,在艺术上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大。有一段时间,因为排戏特别累,身体不好,完全靠吃中药维持。可林兆华在排戏的时候总是邀请任鸣与他联合导演。任鸣知道自己可能什么都干不了,但是在年龄上比他大出24岁的林兆华却坚持要和他一起干,并鼓励他对自己要有信心。在跟林兆华一起排戏的时候,任鸣觉得虽然林兆华是长者,又是名导演,但却从来没有给他任何压力,而且非常容纳任鸣的想法。林兆华与任鸣至少联合导演过四五部戏,这在戏剧导演业内是不多见的。任鸣说,林兆华一直是他在艺术上学习的最主要的一个导演。在戏剧的创新和现代观念上,他更是主要受林兆华的影响。
除了人艺老艺术家的帮助和提携之外,任鸣在戏剧方面取得的成绩,跟他家人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任鸣的父母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18岁那年,任鸣对戏剧的热爱已经到了炽热的地步,在22岁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之前的三年半日子里,他一直在家待业,是父母支持他不要急于去工作,母亲更是直接地说,只要任鸣愿意考,只要能考上,家里不惜一切给予支持。母亲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任鸣喜欢戏剧工作。任鸣所有的戏剧作业,父母全都看过,无论是在中戏读书的时候,还是后来做了导演,每场戏他的父母都会到现场观看。
任鸣的父母不仅看戏,还会给他的戏提意见。比如话剧《金鱼池》,任鸣的母亲就一直表示不够满意:“不是排得不好,是对本子反映的内容不满意。”任鸣的母亲每次都非常直接地给他提意见,不做任何掩饰,没有一丝袒护孩子的意思。在任鸣眼中,父母是他的戏最认真的批评家。
妻子在生活上对任鸣的悉心照顾,使他能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话剧排演上,任鸣对此深怀感激:“我工作特别忙,家务、孩子的教育,包括自己的生活都是太太悉心照料的。如果离开她的支持,我的工作也做不好。”
任鸣常说,“我是人艺的儿子。人艺是有祖先的,几代艺术家终其一生创造出了人艺风格,我要做这种风格坚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第一是继承,第二是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
今年44岁的任鸣,很庆幸自己身在北京人艺,而且找到了值得自己奋斗终生的使命——保卫人艺风格。这些年来,任鸣陆续导演了十几部戏,其中既有“老牌的”、规规矩矩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北京大爷》,也有不拘一格、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我爱桃花》等,同样也有颇具荒诞意味的《等待戈多》。很多人认为他是“旧”与“新”的矛盾体。任鸣不这样认为,他说他要做人艺风格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但人艺风格也是在发展的。他说,坚持人艺风格,就要坚持大剧场话剧,就要排主流剧,这是北京人艺的传家法宝,《北京大爷》等剧就是遵循这样的宗旨。“但像《北街南院》,我是想让大家知道,不仅仅是新闻和小说有记录功能,戏剧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记录特定历史时期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它是属于人艺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但是我也可以尝试多样性,这样的实践一般在小剧场话剧中体现。”
任鸣说,人艺再怎么变,有几个是不能变的,必须死守:第一,人艺必须是中国的、民族的剧院,以本土原创为立院之本,民族化是主体,不能剑走偏锋。第二,人艺不是贵族剧院,戏是给大众看的。第三,人艺是高品位、艺术至上的剧院,戏比天大,要有艺术理想和追求。第四,不能脱离时代,《茶馆》、《龙须沟》、《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等人艺排的作品都是与时代相搭扣的,它是有锋芒的。人艺是现实主义的,但有时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人艺对时代、对生活、对社会有种批判精神,或者说有种现实主义干预社会的精神,这个非常重要。曹禺曾说过一句话:“人艺是与祖国共存亡的。” 任鸣认为,人艺应该能直射现实生活。他不希望人艺是个时髦剧团,它应该依靠一种批判力量,依靠文学的力量,依靠一种哲学思考。所以,有时候搞戏剧有一种悲壮的色彩。
任鸣说,曹禺先生生前曾反复叮嘱他要继承人艺的风格,因为人艺风格就是人艺的生命,人艺的风格就是戏剧的民族化和现实主义。但也要有足够的勇气去创新,继承和创新并不矛盾,对于戏剧导演来说,创新不仅表现在一种朝气向上、积极进取的心理状态上,更表现在舞台导演艺术的创新上。曹禺大师还告诉他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人艺总导演焦菊隐先生话剧的风格,因为是他创立了人艺的风格。任鸣清晰地记得,当时曹禺大师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你做第二个焦菊隐。”
任鸣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始终要走自己的路——保卫人艺风格和话剧文化。如果放弃人艺风格,是整个中国戏剧艺术的损失,因为人艺走出了中国话剧最成功的现实主义道路,因此,任何抛弃人艺传统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他说:“作为一名北京人艺的导演,我愿意做人艺风格的守望者。”
做了多年的导演后,任鸣比以前更加能够领悟戏剧导演在一个作品中的作用。他说:“年轻的时候,我特别注重戏剧的形式,新颖的形式特别能吸引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人的挖掘和对社会的思考上,因为我觉得戏剧最重要的是表达人。如果只靠形式,靠绚丽的包装,不能表达深刻的内涵,戏剧也就缺少一种真正的力量,或者很厚实的东西。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揭示人,揭示人的生活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示人的内心世界。”
任鸣说自己要当个“三好”导演,即自己的戏要好懂、好看、好卖。他导演的话剧《北京大爷》、《古玩》等四部戏都上演了百场,《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尽管只上演了37场,但是票房收入在50万,这在戏剧界都是不多见的。任鸣排戏还有两个“服务”原则,即为观众服务和为人艺服务。不管是“三好”导演,还是排戏两服务,任鸣说这都是受戏剧大师曹禺的影响。曹禺大师告诉任鸣,戏一定要让大家看懂,要特别强调观众在戏剧中的地位。曹禺大师当年抓住任鸣的手说的这番话,从根本上影响了任鸣的戏剧观。任鸣始终记得:戏是演给观众看的,不是自我的宣泄。每排一出戏,每多一个观众,对他来说就是一次成功。
任鸣是导演,也是人艺主管行政工作的副院长。谈起自己的两种角色,任鸣说,做导演,就是要越富有激情越好,越有想象力越好;做管理,则是要越理性、越周全、越客观越好。尽管职务在身,却磨灭不了任鸣与生俱来的书生气,戏剧是他今生的挚爱。
1994年,任鸣担任人艺副院长,是人艺历史上最年轻的副院长。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是怎么去管理一支以艺术家为主的团队呢?任鸣总结了三点:第一要尊重;第二要理解;第三要宽容。对艺术家,必须要支持爱护。艺术需要是有棱角的,你必须允许他们有激烈的想法,要照顾他们的个性。作为导演,任鸣对他们充分理解;作为管理者,就是为他们提供环境,让他们发挥才能。
与人为善、亲和力强是任鸣作为管理者的一大特点。他坦言,任何事都会出现矛盾,艺术工作更是如此。但这项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结论鲜明。无论是挑戏还是挑演员,只有“行”和“不行”两种可能,绝无第三种方案。但在下结论之前,一定要和对方有充分的交流,要给对方一个“说法”,而不是直接下结论。
任鸣现在主要看两种书:艺术类和管理类。他说,“我的书一半都是关于管理的。”提到从书里学到的最大经验,任鸣觉得,作为管理者必须具备两点:第一要有坚持的精神;第二就是妥协。作为管理者,既要懂得坚持的重要性,也要懂得妥协的艺术。在他看来,任何事都要有妥协,而他的工作就是永远在二者间找平衡。任鸣说,他的平衡点是:坚持剧院的最高利益,妥协自己的个人利益。
任鸣的座右铭是“无欲则刚”。作为一个管理者,在他看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那就是“舍”。人艺有个有意思的说法:要是说某事“把任鸣都逼急了”,那就是说这事真的有问题了。任鸣慢悠悠地说,绝对的公正是不存在的,但只要不在工作中谋私利,只要把私利放开,再做任何事都会单纯得多。而且,“如果我做事谋了私利,我会睡不着觉的”。
尽管当了10年的副院长,任鸣仍然给自己这样定位:“我的终身爱好是导演。”他说,“导演对我来说是一种永恒。我热爱这个专业,我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导演。”做管理者,在他看来是暂时的。作为副院长,迟早有卸任的一天;而作为导演,只要自己愿意,任何时候都会有自己发挥作用的舞台。
任鸣很自豪自己在人生的路上选择了喜欢干的事,而且这件事对别人也是有益的。“我从27岁起在人艺当导演,至今已有14年了。我一直干着自己最喜欢干的事,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要走这条路,就算是没有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还是要全力以赴,不计代价,一直走下去。”人到中年的任鸣希望在未来的十年,自己的工作会比现在做得更好。“我不希望走捷径,我愿做一个老式的导演,在话剧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下去。只要永远在走就行,每走一步都很扎实就行。”
有人问任鸣,什么时候能排出最好的戏,任鸣回答说,希望50岁,或者每排一出戏都能超越前一部。